老王论坛

2025年11月30日，时值王元化先生105周年诞辰，由中国文化书院与老王论坛 联合主办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八讲在老王论坛 举行。北京大学老王论坛 教授陈平原应邀主讲，以“王元化的学问、思想与风范”为题，通过个人交往与学术观察，对王元化先生的学术人生进行了深入分析。

陈平原教授谦逊地表示，此次讲座更倾向于以“追怀”而非“论述”的方式，分享他对王元化先生“用通人的情怀来做专家的学问，以专家的功力来谈通人的见识”这一学术特质的体会。

一、我之认识王元化先生

陈平原老师在讲座的这一部分深情回顾了与王元化先生始于初的交往因缘，引用了许多信件及日记片段，生动展现出一位学术前辈对后辈学人的无私提携与精神激励。

陈平原老师与王元化先生的直接交往，始于1980年代末。当时陈平原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王瑶先生曾感叹学界“一代不如一代”，认为晚清民初学者适逢东西文化碰撞，兼具两种学问传统，而后代学者因专业化而格局渐小。这一深刻观察成为该项目设立的初衷。1988年项目正式启动后不久，王瑶先生于1989年12月猝然离世，时任青年讲师的陈平原毅然接过重任，艰难地推进王瑶先生未竟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在项目陷入困顿之际，王元化先生于1990年8月连续三次来信，表面上是征求意见，实则是以长辈的关怀为年轻学者解围。在一封封信件中，陈平原老师初识王先生对学术事业的担当与对后辈的关怀。

陈平原老师重点讲述了王元化先生与《学人》集刊的渊源，这部学刊成为二人学术交往的重要纽带。1992年10月23日，王元化先生在来信中不仅关切王瑶先生遗著的出版，更对创办不久的《学人》集刊给予极高评价。他写道：“二三年来，文化急骤滑坡，水平大大下降，令人忧心。但据闻京中学人仍在潜心读书，方使人觉得有些安慰……真正学人却在踏踏实实做刻苦的工作，文化前途有赖于他们。”陈平原老师感动非常，当即寄上集刊并发出约稿邀请。

陈平原老师的这封约稿邀请得到了王先生的一封有趣的复信：“我写了一篇论龚自珍考，寄给上海的许纪霖，请他寄您，我想以此表示一下对你们的支持。但小许来信说，过去您曾跟他说过，老年学人的文章一概不登，怕摆不平，所以谁都不去约稿，他建议我交《读书》。这次回沪后，见来信要我推荐文章，您没说要什么样的文章，也没说到年龄限制，所以我一直不知您的编辑方针。《学人》全载中青年作品也好，这也是一种特色。读来信知道您几位一直在寂寞中工作，但我相信，只要坚持把刊物办下去，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新朋友（读者），而不会像那些如过眼烟云的趋时的杂志，哄一阵就结束了，我为这个刊物默默祝祷，因为这是一份有益于中国文化的力量。在南粤小镇我还写了一万多字的论胡适文。我读到过您的论胡适文，拙文刊出后希望提意见。”

这个“约稿误会”更是彰显了王元化先生的胸襟。在误以为《学人》“老年学人的文章一概不登”后，先生非但没有介意，反而在回信中表示理解与支持：“《学人》全载中青年作品也好，这也是一种特色”，并真诚祝愿这份“有益于中国文化的力量”能够坚持下去。陈平原老师立即电话澄清误会并热情邀约，自此开启了王元化先生与《学人》的深厚缘分， 《学人》发行的十五辑中总共发表王元化先生三篇论文：即第四辑中的《读胡适自传唐注》、第五辑中的《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以及第十辑中的《近思录》。陈平原老师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996年，王先生寄信中一段关于《学人》的感慨：“《学人》前途如何？有什么打算？此间一切如旧，乏善可陈。弟年岁日增，精力日减，打杂事多，想做的事做得很少。言路日窄，令人担忧。中国学术文化本极荒芜，不加扶持，反施压力，真不知是何居心？每念及此，悲从中来。”王元化先生对学术的苦心与关切溢于言表。即使三十年过去仍令人动容。

此外，陈平原老师还讲述了1993年6月与王先生共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经历。这是二人关系的转折点。会前会后数次深入交谈，彻底改变了陈平原老师对王元化先生的认知，使他对王先生作为学者与思想家的精神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而王元化先生在其1993年6月12日的日记中亦写道：“会后与陈平原谈天。陈氏王瑶高足，所办《学人》杂志内容扎实，不搞花架子，也不自我炒作。北方学界渐染海派习气，《学人》无此弊也。”可谓惺惺相惜。

陈平原老师还饶有兴致地分享了王元化先生日记中记载的归国趣事：“晴。上午十一时斯大盖玛雅女士来送我、陈平原、张志扬去机场搭乘SAS414航班飞机。飞机准时起飞，一小时后准时抵达哥本哈根。换机前有一小时空暇时间，我们去机场商店购物，我买了几件印有图画或文字的T恤衫，又购买了一只绘有丹麦建筑与地图的瓷茶杯。我们还在商店挑选东西，播音器已在播放我们准备搭乘的995航班即将起飞的消息。我们三个人慌忙拖着行李，连奔带跑赶到检票入口处，总算上了飞机，大大舒了一口气。由哥本哈根飞往北京，全程四千四百五十公里，飞行时间需八个半多小时。

这航班的商务舱可以抽烟，有人不愿意，于是留下了空位子。航空公司职员问我们，愿不愿意从经济舱转过去……”

这段充满生活气息的插曲，为严肃的学术交往增添了一抹温馨而轻松的底色，也展现了王元化先生真实可爱的一面。此后，陈平原老师每次到上海都会首先拜访王元化先生。他特别感慨的是，王先生关心的是“北京的学者到底在做什么事情”，而从不涉及政治话题。这种纯粹的学术关怀，以及王元化留下的《九十年代日记》《九十年代反思录》等著作，成为研究那个时代思想变迁的珍贵史料。

通过这段跨越十年的交往，陈平原老师深切体会到老一辈学者虚怀若谷、提携后进的精神。在他看来，王元化先生以其独特的方式践行着“通人的情怀”与“专家的功力”的完美结合，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二、关于思想与学问之争

在回顾了与王元化先生的个人交往后，陈平原老师将讲座引入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反思”。在陈平原老师看来，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王元化先生以其深刻的思考、痛楚的反省、复杂的情感体验，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思想历程集中体现了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的多重面向。

陈平原老师首先引述王元化先生《我的三次反思》中的自述，勾勒出其思想演变的脉络：第一次在1940年前后入党之时，第二次在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之际，而第三次反思最为漫长和深刻，是其“真正进入了思想境界”“思想开始成熟的时代”。王元化先生本人高度重视此次反思，其《九十年代日记》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为“姊妹篇”，互为印证，共同记录了这段艰苦卓绝的心路历程。陈平原老师不无遗憾地提到，王元化先生曾立志撰写一部融时代、生活与思想于一炉的回忆录，却最终“千古文章未尽才”，使得后人只能通过《清园近思录》《清园夜读》《清园论学集》《清园自述》《清园书简》等一系列著述来追索其思想的轨迹。

由此，陈平原老师提出了一个观察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鲜明视角：若要理解九十年代的思想图景，王元化先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而要把握八十年代的学术风气，其师王瑶先生则是一个极为精准的个案。

陈平原老师指出，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反思的关键转折点，是为《杜亚泉文选》所作的长篇序言 《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异常投入，先生多次提及为撰此文而阅读、思考。如8月4日日记：“继续读杜亚泉资料，读得越多，就越感到杜未被当时以及后代所理解，更未被注意”；9月21日日记：“杜文集序《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战》于今日午后完成第二稿。五百字稿纸三十五张，共一万七千余言，为近年所撰最长之文。连日撰写不辍，实觉筋疲力尽。”完稿后亦允许其以节本、全本、转载等各种形式流通，足见先生自珍之意。而此文之所以举足轻重，在于它直接触发了王元化先生对五四运动的系统性再评价。

王元化先生曾这样论述自己的“第三次反思”：“这一次促使我反思的原因，是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因而我的反思由激进主义而进入到对‘五四’的思考。”过去，王先生像很多人一样，认定“‘五四’思想必须全盘继承”；而“上述看法的改变是由我被朋友嘱托写一篇《杜亚泉文集序》所引起的”。可见正是杜亚泉研究促使他改变了过去“‘五四’思想必须全盘继承”的定见，转而进入对“五四”的批判性审视。

由此，陈平原老师系统梳理了王元化先生90年代中期之后对“五四”的认识与观点，发现王先生此后谈论“五四”，主要立足点是批判激进主义：“我是先思考激进主义，才对‘五四’作再认识的反思的。所谓再认识就是根据近八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进行理性的回顾。‘五四’有许多值得今天继续吸取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值得再吸取的东西。”（《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且不斤斤计较，直下“大结论”，批评五四时期四种流行观念——庸俗进化观点、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并且，在王先生看来：“‘五四’时期开始流行的这四种观点，在互相对立学派的人物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而随着时间的进展，它们对于我国文化建设越来越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陈平原老师特别强调，理解王元化先生的“五四”论述，必须体察其反思背后的情感深度与精神痛楚。因此他的反思并非隔岸观火，而是近乎鲁迅所言的“抉心自食”，是对自身精神根基的剖析。“五四”之于王先生，是一代人曾经“毋庸置疑”的精神追求，如今，竟成了可以“条分缕析”的学术对象。这对于王先生来说，是很大的精神震撼，带给他反思的深切与痛楚是深刻的。正是这种源自生命体验的深切与痛楚，使得先生的反思尽管在学界不乏争议，甚至某些结论因现实刺激而“稍嫌迫切与粗疏”，但其提出的问题本身及其思想勇气，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陈平原老师坦言，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人的“激进”，他与王先生观点并不一致，但这不妨碍他欣赏其思考的深入与认真，《杜亚泉与东西方问题论战》也被陈平原老师列入《学人》中十篇“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中。这不仅是对文章学术价值的肯定，更是对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反思意义的高度认同。

三、关于思想与学问之争

在深入剖析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反思”后，陈平原老师继续深入王元化先生的精神世界，分析了先生从“一呼百应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转变为“特立独行的学者或思想家”后的现实处境，以及他对学术与思想关系的独特理解与实践。

陈平原老师指出，九十年代的王元化先生在完成深刻的思想反思同时，还以惊人的毅力投身于具体的学术建设事业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主编《学术集林》文丛。

然而，这条编纂之路远非坦途。王先生曾在《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中坦言：目前办一件事十分困难，编文丛、编丛书比自己写作还要困难。这种困难不仅来自于编辑工作本身，更来自于“编辑工作以外那些使人头痛的无谓的干扰”。陈平原老师引述王元化1994年10月14日的日记以对照这种辛苦：“我名为主编，实为初审。经我定稿后，还至少要再过三次堂，且同一问题也需回答三次。”在《〈学术集林〉卷二编后记》中，王先生再次提及编丛刊及丛书之艰难：“最头痛的是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排除本不应有的无谓干扰。编者已不年轻，以现在的年纪和身体来说，就成为超重的负荷了。”尽管如此，王元化先生仍然坚持亲力亲为，不满足于挂名当主编，一字一句地审读来稿，甚至为海外学者的著述进行“必要修饰”。为什么？

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源于王元化先生对思想与学术关系的深刻认识。虽然王先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主要是思想家。但在九十年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针对当时李泽厚对学界提出的“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论断，王先生希望兼及学术与思想，在《〈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中，先生发出了他著名的主张：“我们不想遵循目前流传起来的说法，把学术和思想截然分开。《学术集林》发表的文字，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四月之后，在与傅杰先生的问答中，先生进一步解释了自己的主张：“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会被救亡所压倒，会被学术所冲淡。”（《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

陈平原老师指出，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王先生才会心甘情愿地花那么多精力去编《学术集林》。在先生看来，提倡一种好的学风，影响当下以及后世，比个人著述更重要。正是在这一历史视野下，1994年4月22日和23日，王先生编读《学术集林》稿件，“读稿疲倦，以熊十力《尊闻录》为休息”，为熊十力空诸依傍，高视阔步，依自不依他，神游乎广天博地之间，那么一种“孤往”或“孤冷”的精神与毅力而激动不已。（参见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242、243页）。

先生在这段日记中，先谈《学术集林》的编辑工作，再一转就将古今对照：“清自乾嘉之后，陈澧、朱一新辈，皆着力阐述治学态度与治学精神，倡导一种优良学风，为前人所忽略，亦未为后人所关注。当时学术界偏重政治之改革，无暇顾及学术自身之问题。康梁严复诸人，变法维新之书，世相争阅。陈澧、朱一新之论虽精，关系中国学术文化发展虽巨，但风尚所偏，终为所掩。五四后，学者再拾旧绪，重新关注学风问题者，似仅熊十力一人而已。”第二天的日记再写：“学术与政治关系问题，迄今仍在争论。我赞成熊老所谓学术衰蔽将影响政治不振之说。激进者则反之。”

陈平原老师进一步分析：在王先生这里，反省“激进主义”竟然落实为坚持艰苦卓绝的学术研究，其底牌则是“学为政本”。正因此，他对王先生的“五四”论述，虽不尽赞成，但理解先生压在纸背的心情，以及那些尚未成文的深入思索。而遗憾的是，与晚年王先生多有接触者都知道的：先生还有很多“妙论”没有正式成文。

为了更生动地展现九十年代学术语境的复杂性，陈平原老师分享了一段亲历的往事——1999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时在北京大觉寺举行的一次颇具戏剧性的座谈会。他回忆道，当时二十余位海内外学者齐聚一堂，本期待展开一场深度的学术对话，却因某种原因而中途停止。作为主持人，他亲眼见证王先生如何机智地与有关方面沟通周旋，才使座谈会得以继续。陈平原老师特别提到一个细节：汤一介先生特意安排王元化先生首先发言且时间不限，正是深知王先生既能畅所欲言，又懂得把握分寸。然而，“门外有人逡巡观望”的现实，使得这场本应深入的学术对话最终“戛然而止”，变成了“坐在院中看茶道”的雅集。这段往事折射出那个时代学者们在思想表达与学术探索中所面临的无形界限。

王元化先生做出的选择，不仅体现了先生的学术理念，更是他经过深刻反思后确立的文化担当。他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并非走向虚无，而是转化为对扎实学术建设的坚持；对思想的追求不意味着轻视学问，而是要通过“有思想的学术”来实现真正的思想创新。这一立场，恰与他在《文心雕龙》研究中所展现的“以专家的功力谈通人的见识”的治学特点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王元化先生的学术人格。

四、《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意义

陈平原老师在本节继续推进对王元化先生“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主张的分析，他不仅看到其背后的时代风云，也看到这一主张中个人上下求索的精神印记：王元化先生对于“学问”中流砥柱般的坚守——不仅仅是立场及趣味，也包括其治学方面的实绩。

陈平原老师认为，虽然王先生在政治、哲学、思想史、文艺学等领域都有贡献，但其作为专门家的一面，更多体现在《文心雕龙》研究。与皓首穷经、著作等身的专业研究者不同，王元化先生探究《文心雕龙》，其实只有一部多版本的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刊行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84年印行第二版时，略作修订；1992年改题《文心雕龙讲疏》，作了较大删削，且增加一组新作。可就是这根独苗，“书出版后，得到了郭绍虞、季羡林、王力、钱仲联、王瑶、朱寨诸位先生的奖饰”，且与钱锺书《管锥编》、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等同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荣誉奖（1990）。其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陈平原老师追溯了该书的创作历程：在《〈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中，王元化先生称：“这是一部旧稿，开始写于一九六一年。后来因为患病，时写时辍。至一九六六年初，初稿基本完成。”“文革”后，作者取回此前被没收的书稿，重新修订并新加了一章，这就是写作的大致过程。其中的关键节点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终于结束政治审查的王元化先生，被安排在上海作协文研所。“所里一些青年要我给他们讲授《文心雕龙》。从这时开始，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文心雕龙》方面，一直延续到‘文革’后七十年代末我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为止。”

此前因外在环境的限制，王元化先生“将自己的阅读范围很快集中在三位伟大作者的著作，这就是马克思、黑格尔、莎士比亚”。虽然日后《莎剧解读》和《读黑格尔》得以公开刊行，但当初并无此奢望。就在这抵抗绝望的紧要关头，先生接受工作任务，开始转向《文心雕龙》研究。王元化先生意识到，这是个机会，可以改变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读书与写作，转入专精研究：“但是那时能由自己作主的事是很少的，好在《文心雕龙》也是我喜欢的课题，总比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去搞那些时髦的热点理论或创作要好多了。”更何况，他其时尚未平反，外在环境又是那么严酷，“不能接触现实性太强的课题，而只能在古代文论领域内找到安身之地”。王元化先生的这一选择既是对外在环境的一种适应，更是在精神困顿中寻找学术突破的自觉努力。

虽说这一研究的起始处尚带有任务以及趋避的考量，可一旦进入专门研究，王元化先生展现出了远大的抱负：“对于我们文论研究领域内的因袭成见，我深有体会”；因而，“这本著作是企图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或者可以说，在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上），采用新方法，作出一点尝试”。

到了这个时候，先生发现此前阅读、积累的知识都有其应用之处。正因半路出家，王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与同时代诸多学者有很大差异，他的知识积累与理论资源，不是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史，而是马克思、黑格尔、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及文艺。对于“正耽迷于黑格尔哲学的思辨魅力”的王先生来说，学术志趣可不仅仅是解决中国古代文论的具体问题，而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那时我深感我们的文艺几乎都是照搬苏联的体系，充满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陈词滥调，我企图通过《文心雕龙创作论》尽力去纠正文学理论的这种状况。”如此高远的立意，同时代学者中，不说独一无二，也属凤毛麟角。四十年前的旧书，当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此书的刊行正值改革开放潮头初起，其引领风骚的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将中国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观念和趣味，上升到与西方文艺理论直接对话的层面，对后世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启发。

虽然多年后，王元化先生自我反省，称此书多少存在着以中学比附西学的弊病。“六十年代初，我撰《文心雕龙创作论》时，虽对比附有戒心，但上述以西学为主体的影响仍然存在。这使我偏重于揭示《文心雕龙》中与西方美学相同或相似的原则，而放松了对其中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独立特色方面的探讨。”（《关于斯城之会及其他答问》）但在陈平原老师看来，王元化先生从事《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层动机，是希望通过这部中国传统文论经典来纠正当时文艺理论界照搬苏联体系的弊病。元化先生试图证明，中国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完全有能力与西方文艺理论进行平等对话。这一研究取向与钱锺书所言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有着内在的契合，都强调在普遍性的立场上探讨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贡献。

在学术价值之外，陈平原老师以一场“机缘”切入《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学术史价值讨论。这场“机缘”，正是1987年秋酝酿、1988年春正式启动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由陈平原老师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亲自主持。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所收十七家，以梁启超、王国维打头，以王元化收尾，这个结构是王瑶先生精心策划的，蕴含着他对中国学术发展方向的思考。在王瑶先生看来，王元化虽著述不多，走的是一条新路，比起那些功力深厚但陈陈相因的著作来，更值得表彰：
“过去的学术史主要讲师承渊源，讲学术成就；而我们则必须回答如何协调西方研究方法和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如乾嘉学派的学术境界和治学方法）的矛盾。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开拓了学者的眼界；另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往往是根据西方学术发展总结出来的，与‘中国文学’这一研究对象之间不免有隔阂。食古不化的固然没出息，一味照抄西方理论也只能昙花一现。如何走出这种两难困境，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有可以作为借鉴的先贤的足迹。本书的任务就是帮助读者辨认这些足迹。”

陈平原老师回忆，当初王瑶先生提出此书以王元化殿后，课题组同人普遍大吃一惊。因为，那时的王元化先生，除《文心雕龙创作论》，仅刊行过《文艺漫谈》《向着真实》《王元化文学评论选》《文学沉思录》等四册评论集，能否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之“孤篇压全唐”，实在没有把握。陈平原先生阐释道，王瑶先生如此笃定，并非看重王元化先生曾经的官职（王元化1983年7月至198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也算显赫一时。但随着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展开，曾协助周扬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王元化，政治上已经不得志了）；而是源于1981年京西宾馆会议上的相识与相知。在《悼王瑶》一文中，王元化先生称：“我认识王瑶先生是一九八一年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的会议上。后来我们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时，又经常在一起，这样就逐渐熟悉起来了。”（《清园夜读》）王瑶先生生前也多次谈及1981年的京西宾馆会议……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建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文学是大组，共31人，比哲学（12人）、历史学（12人）两组合起来还要多，因其包含语言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还有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其中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按姓氏笔画排列，起码有：王元化、王起、王瑶、朱东润、吴世昌、萧涤非、钟敬文、钱锺书等。王瑶先生讨论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略去了王起、朱东润、萧涤非、钟敬文，在钱锺书、吴世昌之外，选了著作最少的王元化，确实是独具只眼。因为，以世俗眼光看，被略去的那几位，当年都比王元化先生更资深，也更著名；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承认，王元化先生的贡献更大，影响也更深远。

五、在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之间

在讲座的最终部分，陈平原老师将视野投向王元化先生学术世界的整体气象与精神境界，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的《思辨录》作为一个领略王元化先生渊博学识与开阔视野的绝佳窗口。此书共收短文377则，摘编自作者六十年来陆续所写文章，“内容涉及思想、人物、历史、政治、哲学、宗教、文艺、美学、鉴赏、考据、训诂、译文校订等各个方面”。在一个普遍推崇专家、学科壁垒森严的时代，如此开阔的视野及襟怀，让人叹为观止。作者自称，文章本无系统可言，“为了读者检索方便，特邀赵昌平先生为本书拟订分类编排目录”。赵总编读书多且趣味雅正，选文及分类恰到好处，人名、编年两个索引更是给读者提供很大方便。唯一的缺憾是，没有注明每则文字的原始出处，若非熟悉的读者，很难将其还原到原始语境。比如该书“学术压思想？”则实出自王元化先生与傅杰先生的谈话，最初入集时题为《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

陈平原老师强调，王元化能够以一部《文心雕龙创作论》昂首进入学术史，与那个提倡探索、锐意创新、重质而不重量的时代之精神密不可分。王瑶先生当年敏锐地察觉到王元化走的是一条“新路”，而这条新路的具体内涵，在王元化先生自己的表述中体现为“我首先想到的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尤其是最后一个结合，我觉得不仅对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就是对于更广阔的文艺理论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不过，陈平原老师认为，比这三个结合更能体现王元化学术旨趣的，是他在《思辨发微》中提出的“回到乾嘉学派”的主张。王元化先生肯定清人考据训诂之学的重要性，但也明确表示“我们的研究工作也不能止于乾嘉学派”，反对在治学方法上“亦步亦趋，墨守成规”。这种既尊重乾嘉学派的严谨学风，又力求超越其局限的立场，与王瑶先生的学术追求不谋而合。

陈平原老师进而回顾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王瑶先生关于考据学的一系列论述，如《论考据学》《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论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谈清代考据学的一些特点》等，指出其中除了受时代影响的成分外，更蕴含着深刻的学派之争。王瑶先生虽然欣赏清儒“学有本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但认为“从乾嘉学者到胡适们，三百年来在方法上并没有什么进步”，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分推崇考据而贬低理论。在陈平原老师看来，这种强调考据工作不能停留在“个别琐碎的事实上”的观点，体现了以闻一多、朱自清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与胡适为代表的“北大学派”在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

如何借助现有某种理论体系，在具体的研究中超越乾嘉学派，陈平原老师相信王瑶先生和王元化先生都有各自的体会和得失，而令他感到有趣的是这两位先生最后都相聚于魏晋六朝，偏好那乱世中的突破一尊、诸子争鸣，欣赏文人的特立独行、放荡不羁，对玄学的言意之辨以及“风骨”“辞令”等有浓厚的兴趣。1940年代后期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和1970年代后期的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两部相隔30年的著作中，也体现着相似的趣味：都将魏晋六朝定义为战火纷飞、政局动乱、思想不定一尊、儒释道风起，而且以思辨为特点的一个时代，并将对玄学的思考超越了字词、事件乃至具体著作的考辨，进入了思想层面。

陈平原老师认为王元化先生1983年回答日本学者的提问所说的那段话，也会是王瑶先生作《中古文学史论》时的心情，王元化先生说“魏晋南北朝时代被认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个时代学术活跃、空气活跃，有一种可以比较自由进行探讨的环境，所以当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学说和思想流派，这个时候儒、释、道、玄诸家齐驱并驾，而玄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使思辨思维发达起来了”。这段话放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语境中，透过上海客厅里王元化先生的言谈，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他独特的学术追求：一方面强调乾嘉学风的严谨考据，另一方面注重思辨的精神高度，力图从具体史实考辨中提炼出宏大的思想格局。

学界论及王元化先生，多会提及“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陈平原老师进一步指出，这种学术趣味实则体现了通人与专家、思辨与考据、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的辩证统一。如果说乾嘉学风更侧重于专家立场与考据功夫，那么魏晋玄言则更强调通人视野与思辨精神。而“魏晋风度”之于王元化先生，不仅是学问与言辞的修养，更包含着极为难得的独立人格。1992年初王元化撰《〈思辨发微〉序》，从王船山谈到陈寅恪、王国维，强调“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这正是后人将王瑶与王元化二位先生视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转型象征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们的学术贡献与治学方法，更是其背后深沉的精神追求与人格境界。

陈平原老师进一步指出，这种由独立人格支撑的“魏晋风度”，在王瑶先生身上同样有鲜明的体现。他动情地回忆起在王瑶先生逝世后半个月所撰写的《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一文，其中明确写道：“‘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不只是王瑶先生的治学范围，更是其立身处世之道。”这一判断并非虚言，其客厅中悬挂的鲁迅《自嘲》诗手迹与陶渊明《归去来辞》画像，正是他精神世界与人生情趣最生动的表征。这一概括的精准与传神，在近年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去年分别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校史馆、山西大学美术馆举办的王瑶学术文献展，在众多备选题目中，主办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作为展览的主标题。这不仅因为其言简意赅，更因为它深刻地触及了王瑶先生学问与人生的核心。

由此，陈平原老师总结道，在他看来，王瑶与王元化二位先生，皆是其生命故事与时代风气紧密交织、相互映照的典范人物。对于1990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知识界而言，王元化先生尤其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符号。在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时代，拥有深厚学问已属不易，而学问精深又能兼具开阔气象与独立人格，则尤为难得。他深信，两位王先生之所以共同心仪魏晋，其意义远不止于学术趣味的投合，更包含着一种深切的精神寄托与人格理想的追寻。正是这份内在的执着，使得他们在晚年的书信与回忆中，对此依然“耿耿于怀”。他们所展现出的这种风范、智慧与言谈，足以被视作一种当代的“名士风流”，其精神足印，堪称一部值得后人细细品读的新时代《世说新语》。

“学问、思想与风范”，三者能否以及如何合一：这个话题对于新时代的我们和我们的学生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文稿 | 杜伊祺